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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發布:檢察辦案提質增效的助推器

           



            

            □2020年,人民檢察院案例意識進一步增強,無論是指導性案例還是典型案例,在發布頻率和數量上都顯著提升,取得了顯著效果,成為檢察辦案提質增效的助推器。

            □案例在個案事實的語境中,可以使抽象的法律、政策,最大化地呈現為可操作性的具體辦案指南,為檢察辦案提供指引。

            □案例可以將體系性的法律條文,以“點”的方式呈現;可以將抽象的法律條文,以生動的“故事”呈現。案例極大地增強了法律的可接受性、可傳播性,是法治宣傳教育的最佳載體。

            案例是法律觀念、法學理論、法律條文、司法政策在法律實踐中交集、融匯、闡釋與應用的結晶。用處理得當的代表性案例指導繼后的司法實踐,是各國的普遍性做法。201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確立案例指導制度后,案例對檢察工作的指導作用日益彰顯。特別是在2020年,人民檢察院發揮案例指導作用的意識進一步增強,無論是指導性案例還是典型案例,在發布頻率和數量上都顯著提升,取得了顯著效果,成為檢察工作提質增效的助推器。2021年1月10日至11日召開的第十五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指出,案例和司法解釋工作是整體提升檢察履職基本能力的基礎性工作,檢察機關要更加重視。并提出,要全員樹立案例意識,注意總結梳理、敏銳發現、積極培育、高水平編寫。這可視為對案例發布在過去一年檢察工作中發揮作用的充分肯定,也為下一步案例工作指明了發展方向。

            2020年,最高檢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指引檢察工作,其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案例發布可為檢察人員辦案提供更具體的指引

            檢察辦案要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與政治效果的有機統一。為此,檢察人員辦理案件時,除強調依法辦案外,還要考慮政策導向等多種因素。而法律、政策有比較高的抽象性,在具體實踐中常有不同解釋。為統一司法,我國常采用司法解釋的方式對法律、政策進行具體化。但司法解釋仍是抽象性的規范性文件,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壓縮法律與政策的解釋空間,而往往無法完全跨越“抽象的法律”與“具體的實踐”之間的“最后一公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工具是案例。案例在個案事實的語境中,可以使抽象的法律、政策,最大化地呈現為可操作性的具體辦案指南,為檢察辦案提供指引。如刑法第223條規定,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情節嚴重的,或者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以串通投標罪追究刑事責任。此處的串通投標是否包括串通拍賣,實踐中有不同觀點。有意見認為,拍賣與投標都是競爭性的交易方式,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串通競買行為與串通投標行為具有同樣的社會危害性,可以擴大解釋為串通投標行為。通過第二十四批指導性案例中的“許某某、包某某串通投標立案監督案”,最高檢明確指出,刑法規定了串通投標罪,但未規定串通拍賣行為構成犯罪。對于串通拍賣行為,不能以串通投標罪予以追訴。這就進一步澄清了刑法規定的“串通投標”的邊界,為檢察人員辦案提供了清晰、具體的辦案指引。

            案例這種為檢察人員提供具體辦案指引的功能,在疫情防控形勢嚴峻的2020年,體現得更為明顯。如妨害傳染病防治犯罪、哄抬物價的非法經營犯罪,在常態化生活中發生率很低,相關辦案經驗較少。疫情發生后,該類犯罪激增,如何準確認定犯罪成為難題。最高檢及時從實踐中挑選典型案例予以發布,為檢察人員辦案提供了權威、鮮活的參照對象,有效保障了各地執法司法尺度的統一。

            案例發布可為檢察人員辦案提供更及時的指引

            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為人們提供穩定的行為預期,這就要求法律在一定時間內保持穩定,避免朝令夕改。同時,法律修改也有較為嚴格的程序要求,從問題的出現到提出立法動議、完成立法程序,往往需要較長時間。在應對社會情勢突變,特別是像新冠肺炎疫情這種突發性傳染病時,需要及時作出反應。立法所具有的抽象性,也為根據社會情勢變化,對立法進行適應性解釋提供了可能。對立法進行應急性解釋,可以采取司法解釋的方式進行。相對于正式的立法,司法解釋雖然在制定程序上更為簡化、時間上更為快捷,但其仍屬規范性文件,穩定性也是其基本要求之一。同時,作為規范性文件,司法解釋應具備一定的體系性,有時也不適宜針對某一具體問題進行。而案例發布,則可以彌補上述缺憾。案例發布程序一般可簡單一些,并且一個案例往往只解決一個問題,可根據需要有針對性地及時發布。這在2020年涉疫案件辦理工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為更好地懲治涉疫犯罪案件,保障抗疫工作順利進行,兩高、兩部聯合發布了《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對相關刑法條文的理解與適用進行了細化解釋。如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適用情形的限定和區分。特別是在抗疫初期,個別地方存在擴張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現象。最高檢注意到這一問題,在全國檢察機關依法辦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三批)中,以典型案例方式引導檢察人員注意區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界限,更好實現了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隨著疫情形勢的變化,懲治與抗疫工作相關犯罪的重心也不斷發生變化,最高檢根據情況變化,及時發布相關典型案例,從早期的依法嚴懲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依法嚴懲暴力傷醫犯罪、依法嚴懲制假售假犯罪、依法嚴懲哄抬物價犯罪,到之后依法懲治涉境外輸入型疫情防控犯罪,促進復工復產、化解防控疫情期間多發矛盾糾紛等,引導檢察人員根據疫情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辦案思路,在不同的節點上最大限度實現辦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案例發布是檢察機關推進普法宣傳教育的最佳載體

            法治社會的建設成效,除有賴于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的專門執法、司法機關的努力,還需要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和配合。民眾的法律素養越高、法治意識越強,自覺遵守法律、主動參與法治建設的可能性才會越大。然而,民眾法律素養的提高、法治意識的增強,離不開對法律的熟悉和正確理解。但法律條文往往比較抽象和原則,同時為更精確表達,也會大量使用專業術語,這種“可讀性”不強的現狀,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普通民眾“接近”法律。社會分工也使非法律專業人士不太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研習法律。即使是法律專業人士,也往往僅專注于細分后的部分專業領域,對其他法律知識并不熟知。架起橋梁,突破民眾“接近”法律的鴻溝,案例是最佳工具。案例可以將體系性的法律條文,以“點”的方式呈現;可以將抽象的法律條文,以生動的“故事”呈現。案例極大地增強了法律的可接受性、可傳播性,是法治宣傳教育的最佳載體。

            檢察工作的核心是辦案。通過辦案,法律得到實施,犯罪得以懲戒,社會矛盾得以化解。但檢察工作不能“關起門”辦案,辦案效果的最大化還在于讓民眾了解檢察機關所辦的案件,通過案例提高法律素養,強化法治意識,增強法治信心。這就要求檢察機關積極發布代表性案例。2020年,檢察機關通過案例發布,法治宣傳教育取得顯著成效。如在這一年,指導性案例的發布節奏明顯加快,共發布了9批次指導性案例,為歷年之最;更為突出的是,2月11日至4月17日,最高檢以每周一次的頻率,連續發布10批次共計55個全國檢察機關依法辦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這些案例針對執法的痛點、難點,把脈民眾關注點,起到了良好的法治宣傳教育效果。如浙江義烏邵某某、毛某某涉嫌銷售偽劣產品案,是全國首例防疫期間“問題口罩”批捕案件。在當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問題口罩”對民眾健康和防疫工作造成極大威脅。民眾對此類犯罪行為深惡痛絕。該案例向社會發布后,媒體廣泛報道,閱讀量和點擊量巨大。它不但讓民眾了解了相關法律知識,向民眾傳遞了檢察機關通過法治手段強力守護民眾健康、維護抗疫秩序的決心,增強民眾對法治的信賴與信心,也警示那些可能的違法犯罪人員不要逾越法律的紅線。此外,以案例發布的方式進行法治宣傳教育,也更貼合網絡信息時代的信息傳播要求和民眾閱讀習慣的變遷,可以達到傳統普法方式難以企及的效果。它應當成為新時期普法宣傳教育的常態化方法。

            案例發布為司法公開和民眾監督提供了有效路徑

            權力需要監督,缺乏監督的權力易發生異變,這是權力運行的普遍規律。檢察權作為公權力的一部分,同樣如此。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檢務公開,接受民眾的監督,是保障檢察權依法運行的重要方法。一方面,發布的案例都會對法律適用、事實認定進行清晰說明,相較于通常的法律文書,其對核心問題的說理與論證更為集中與直接。這種司法公開便于民眾借助案例理解法律的真義,增強監督能力。另一方面,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經過嚴謹的審查程序,其處理案件的思路和方法,得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認可。這種思路和方法,不但是各級檢察人員處理同類案件的基準,應當遵守或參照;同時也為民眾監督檢察辦案提供良好參考。民眾依據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進行監督,可以成為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路徑。2020年最高檢高頻次、多數量的發布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使案例在促進司法公開和強化民眾監督方面發揮的作用,愈發突顯。

           。ㄗ髡邽槟暇┐髮W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證據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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