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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點】檢察追訴中的公共利益考量

           



            

            □網絡具有公共生活的性質,其通過網絡互聯形成人與人的聚合,進而形成一種電子化的公共場域,這種場域需要法律的規范和保障。

            □檢察機關主動積極行使訴權的行為彰顯了檢察機關的法治自覺,體現了在維護公共秩序和個人權益中檢察機關能夠作為、也有所作為的自覺意識。對于廓清網絡社會的失序狀態,維護公眾共同的網絡公共社會的安全,實現網絡法治的局面,顯然有著積極的意義。

            有一種惡,是在嬉笑中完成的。

            余杭“網絡誹謗案”,就起因于一起“惡作劇”。谷女士到小區快遞點取快遞時,孰料郎某偷拍了9秒鐘的視頻。郎某要好好利用一下這個視頻,于是與朋友何某用假造的微信名字進行虛構的對話,一個“女子出軌快遞小哥”的故事就這樣編造出來。當郎某將視頻和偽造的微信內容發至微信群,謠言就像電流一樣傳遍四面八方,連外國都有人看到視頻并信以為真。各種譴責、謾罵、嘲笑接踵而來,讓谷女士的名譽遭受嚴重損害,網絡語言稱謂之“社死”(社會性死亡)。谷女士為這一謠言付出了代價,她丟了工作,要找新工作也被拒絕。精神上的打擊讓她患上抑郁癥。忍無可忍,她選擇向警方報警。

            警方進行調查處理,對郎某和何某進行了行政處罰,但是這一處罰并不能使郎某和何某有明顯悔悟,他們在錄制公開道歉視頻時與谷女士討價還價,并且戴著大墨鏡和口罩把臉遮得嚴嚴實實,讓谷女士無法接受其道歉,不能給予諒解。在這種情況下,谷女士行使自訴權,將郎某和何某告上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法院受理了這起案件,社會也高度關注這一事件的進展。

            檢察機關注意到這一起特殊的“網絡誹謗案”,意識到這起案件侵犯了被害人的個人利益的同時,也損害到公共利益。于是檢察機關主動建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余杭區公安分局予以立案,公訴程序隨之展開。一起“網絡誹謗案”就此由自訴轉為公訴,成為檢察機關運用公訴權積極主動有所作為的指標性案件。對于這起案件,可以從公共利益考量和追訴方式選擇兩方面進行觀察:

            其一,余杭“網絡誹謗案”的公共利益考量。誹謗案本來是自訴案件,這類案件設定為自訴案件的原因在于,誹謗往往發生在熟人之間,影響范圍有限,損害的通常只是被害人個人利益,而且案情簡單,法律關系明晰,不需要假手于偵查。但是,時代的變化帶來的是社會愈加紛繁復雜的局面,網絡科技手段的發達,使誹謗不再局限在狹窄的時空,打破了時空局限的誹謗罪可以做到無遠弗屆,雖遠必達。來自陌生人的侵害已經使“透明社會”變得越來越具有傷害性。誹謗案中的公共利益考量也因此顯得越加重要,也十分必要了。

            人們最早注意到的,是對于知名人士的誹謗。不是每個知名人士都能夠像李敖那樣充滿訴訟斗志,一些人的特定身份和地位也不便與誹謗者對簿法庭,也不愿為自己增添訟累,于是誹謗者的惡行如鲇魚般滑過刑罰處罰,誹謗之人逍遙法外,誹謗知名人士成為誹謗者的地帶。但是,對于知名人士的公然誹謗,往往成為公共事件,損害的不僅僅是被害人的個人利益,還可能損害社會的正確認知,損害與知名人士的名譽聯系在一起的某些公共利益,如對于候選人的誹謗可能破壞選舉的公正性,馬克吐溫的小說《競選州長》描述的就是選舉中的惡意誹謗帶來的結果。因此,刑法修改時便將“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案件從“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范圍內獨立出來,規定這種情形,可以提起公訴。

            近年來,針對普通人的“網絡誹謗案”越來越多,有的影響相當惡劣,加劇了人們對于網絡公共社會安全的憂慮。這種現象,讓人們思考網絡具有公共生活的性質,其通過網絡互聯形成人與人的聚合,進而形成一種電子化的公共場域,這種場域需要法律的規范和保障。余杭“網絡誹謗案”強化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使檢察機關對借助網絡進行的誹謗案涉及的公共利益有所思考。

            檢察機關的訴權,其基礎是公共利益。國家追訴主義代替私人追訴主義,成為主要的追訴方式,根本原因在于將犯罪行為不僅看做是對個人利益的侵犯,同時也是對社會秩序的侵犯;谏鐣刃虮Wo的立場,檢察機關行使訴權,代表國家提起公訴。因此,一起刑事公訴案件無不具有公共利益因素。對于余杭“網絡誹謗案”來說,檢察機關敏銳意識到此案的公益性質,對于公共事件和司法案件的這種敏銳性,使本案自訴轉為公訴成為可能。

            其二,余杭“網絡誹謗案”的追訴方式選擇。對于犯罪案件的追訴,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國家追訴,一種是私人追訴。檢察制度產生之前,實行的是私人追訴主義,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于侵犯自己權益的案件直接向官府鳴冤告狀,即為私人追訴;另外,對于褻瀆神靈的案件,人人得而起訴,成為公眾追訴,其實也是私人訴追的一種形式,F代訴訟制度中,有的國家只有公訴沒有自訴,實行公訴壟斷主義;有的國家,既有公訴也有自訴,實行公訴為主、自訴為輔的制度。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即實行以國家追訴為原則,私人追訴為補充。不過,多年來的司法實踐表明:司法機關對于自訴案件不夠重視,當事人為免陷入訟累,也很少提起自訴,自訴呈現一種萎縮狀態。一旦提起自訴,自訴人自己要舉證,這涉及其獲得證據的能力和機會,取證、舉證存在一定的困難,最后的裁判結果是否能夠滿足自己的預期也不好把握,這些因素都讓被害人將自訴視為畏途。

            訴諸司法的權利,是個人自由權利中一項重要的救濟性權利。余杭“網絡誹謗案”中被害人鼓起勇氣提起自訴,值得贊賞。但是,毋庸諱言,對于當事人來說,本著私人利益進行自訴與本著公共利益進行公訴,意義有所不同。對于包含公共利益因素的自訴案件,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社會影響性要大得多,對于向社會的警示作用當然也非自訴案件可以比擬。另外,自訴與公訴相比,其訴訟力度和控訴職能主體推進訴訟進程的能力有著明顯不同。

            余杭“網絡誹謗案”是第一起提起自訴后檢察機關本著公共利益的角色擔當又啟動公訴程序的案件,這一案件勢必成為檢察歷程中一個具有標志性的案件。在這起案件中,檢察機關主動積極行使訴權的行為彰顯了檢察機關的法治自覺,體現了在維護公共秩序和個人權益中檢察機關能夠作為、也有所作為的自覺意識。通過本案自訴轉公訴,檢察機關向社會發出了明確信號,誠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所言:檢察機關建議公安機關立案,自訴轉公訴,體現了法治自覺;通過做實違法成本要加大、維權成本應降低,引領社會形成法治網絡、尊重人格權意識。這種明確的信號,對于廓清網絡社會的失序狀態,維護公眾共同的網絡公共社會的安全,實現網絡法治的局面,顯然有著積極的意義。

            有一種善,是在檢察機關主動積極作為中完成的。

           。ㄗ髡邽榍迦A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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