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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關于醉酒后駕駛超標電動車是否構成涉嫌危險駕駛罪的思考

           



           

           

          關于醉酒后駕駛超標電動車

          是否構成涉嫌危險駕駛罪的思考

           

           
           

           當前,電動車以低碳、價廉、準駕門檻低等諸多便利,在為小眾群體中大有市場。特別是相對偏遠的鄉村、城郊更為廣泛使用。但隨之而來的一些道路交通管理問題也逐漸凸顯。特別是在涉電動車駕駛人醉酒駕駛后在刑法適用上矛盾和分歧點更多。駕駛方認為“電動車”非機動車,即便酒后駕駛了也不能入刑,而執法則認為只要酒后駕“車”就要追究刑事責任。以大慶市讓胡路區檢察院2018年以來辦理的341件涉危險駕駛案為例,其中有47起為涉酒駕電動車行駛案件中,有22起均以“電動車”符合“機動車”標準而給予刑事評價,1起經移送的偵查機關申請后同意撤回,4起因犯罪情節輕微而依法作出相對不起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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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對此認定,受到刑罰的電動車駕駛員始終感到委屈也不可思議。他們心中疑團始終在圍繞“為什么電動車流入市場時身份不是機動車,而酒駕后就是機動車?”“為什么是你認定機動車卻不給發機動車駕駛證和行車駛證?”“為什么銷售廠家標準的電動車到司法鑒定處就是機動車”這三個問題一直糾結和爭議著。對此,我們檢察機關辦案后也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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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破解認定超標電動車是否屬于危險駕駛案件所指“機動車”的爭議問題,需要建立科學、統一的評價標準和執法標準
           

          當前,在酒駕超標電動車是否觸犯了刑法,事到臨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實,就是在實踐中沒有形成統一的公理。

           
           
          一是有關電動車監管的法律法規不健全

          目前,對于電動車違反交通法規的條目并沒有明確的說法,行政機關對超標電動車也并未按照機動車進行管理。

          在最高法《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中,就醉酒駕駛案件超標電動車是否可認定“機動車”有這樣的說明:“經研究,相關法規并未明確規定超標車屬于機動車,有關部門也未將超標車作為機動車進行管理,在此情況下,公眾普遍認為超標車不屬于機動車,醉酒駕駛超標車的行為人不具有危險駕駛機動車的違法性認識。

          因此,盡管醉酒駕駛超標車存在較大安全隱患,但在相關法規未明確規定超標車屬于機動車的情況下,不宜對醉酒駕駛超標車的行為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

          根據此審判觀點,超標車不屬于危險駕駛罪中的“機動車”。但在司法實踐中,裁判文書網上的危險駕駛罪案件中,超標電動車基本上都被認定為“機動車”而定罪處罰。

           
           
          二是對此類案件刑事追訴標準不統一

          評價醉駕人員涉嫌危險駕駛罪還有兩個主要標準:駕駛“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根據“兩高一部”印發《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此意見雖然對危險駕駛罪的構成已明確標準,但實務中,各地的公、檢、法三家,包括涉案人員在適用和理解上不完全一致。如,重慶市公、檢、法三家聯合形成的《關于如何處理當前刑事訴訟案件中亟待解決法律問題的會議紀要》里,對危險駕駛罪中“機動車”認定上不把超標電動車入刑。

          刑法第133條之一規定的機動車,應當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是按照國家技術標準達到了機動車的技術指標;二是按照機動車管理要求納入機動車管理;三是按照駕駛要求,需具備一定資質才能駕駛的。

          而對于行為人通過合法正規途徑購買、不需要在公安機關以機動車上牌、未經改裝的電動車、助力車,一般不應界定為刑法意義上的“機動車”。

          在大慶市讓胡路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的42起危險駕駛案件中,也同樣發現涉案人員所駕駛的“機動車”均是兩輪或者三輪電動車。而之所以涉嫌犯罪,采信的是司法鑒定機構將涉案電動車均以“機動車”進行認定的意見。

          而實際上,員額檢察官與員額法官在辦案實踐中也就電動車是否屬于“機動車”存著在較大爭議。有的認為,涉案人員購買時按非機動車購買使用,商家也是按照非機動車出售,但當醉酒程度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時,所駕駛的機動車就會被認定為“機動車”而面臨刑事追究,這種執法太隨意。有的認為,在相關行政法規未明確規定超標電動車屬于機動車的情況下,不宜認定超標電動車屬于機動車。涉嫌構成危險駕駛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其駕駛的車輛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機動車,需要根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認識水平和理解能力進行綜合評價。

           
           
          三是對廠家生產環節監管不夠嚴格

          引發電動車是否屬于“機動車”爭議原因,客觀上有法律法規不健全問題,也可能存在司法執法部門或者人員主觀上處理不均衡問題,但源頭是電動車生產的超標準問題。由于這些電動車輛出廠時所附《合格證》、《使用說明書》均證實屬于非機動車輛,所以不符合在交通管理部門注冊登記條件。

          但是,一旦購買人員醉酒后駕駛,交通管理部門可能會按照“機動車”管理,進而根據情節的輕重作出行政或刑事處罰。應該說,這種生產企業超標電動車進入市場后,是超出購買人員期待可能性認識的。

          但公眾普遍認為超標電動車不屬于機動車,他們醉酒駕駛時往往是不具有相關違法性認識的,且客觀性證據書證《電動車銷售發票》證實所購車輛也確系非機動車。如果將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車等行為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依據“機動車”進行刑事追究,是不符刑法謙抑謙特征的。又會因為打擊面過大,執法的社會效果并不會太好。

          特別是應該看到,這些涉案人員當中以中老年人居多,大多數是無前科劣跡的普通公民,一旦被貼上“犯罪人”的標簽,對其工作、生活和家庭影響較大,甚至會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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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破解認定超標電動車是否屬于危險駕駛案件所指“機動車”的爭議問題,需要司法鑒定機構在認定上確定統一標準
           

          通過已辦案件來看,犯罪嫌疑人被查獲后,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均不知道自己駕駛的電動車是“機動車”,而是司法鑒定意見才使這一事實成立的。當前,司法鑒定機構在鑒定超標電動是否為“機動車”上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超標電動車是否屬于“機動車”沒有明確規定

          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條規定:“車輛”包含機動車和非機動車,而“機動車”是指以動力裝置驅動或者牽引,上道路行駛的供人員乘用或者用于運送物品以及進行工程專項作業的輪式車輛。“非機動車”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驅動,上道路行駛的交通工具,以及雖有動力裝置驅動但設計最高時速、空車質量、外形尺寸符合有關國家標準的殘疾人機動輪椅車、電動自行車等交通工具。但這一規定對超標電動車的歸屬劃分沒有有明確規定。對于超標電動自行車是否屬于機動車,相關行政法律并未作出明確規定。這就直接導致司法執法實務中理論觀點也不一致。從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894號】的解答來看,也是不能將超標電動車作為危險駕駛罪中的“機動車”入刑。指導案例明確:危險駕駛罪屬于行政犯,對“機動車”等概念性法律術語的理解應當與其所對應的行政法規保持一致,不能隨意擴大解釋。

          2012年5月11日發布的《機動車國標》對摩托車的規定,部分超標電動自行車符合摩托車的技術條件,似屬機動車,但《機動車國標》并未明確規定超標電動車屬于機動車。

          國家標準對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具有法律規范意義的約束力。只有行政法規或者部門規章明確規定超標電動自行車屬于機動車后,人民法院才能據此認定超標電動自行車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機動車。

          為此,在此之前,不應片面地以超標電動自行車符合《機動車國標》的規定,或者以《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排除超標電動自行車屬于機動車為由,認定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自行車的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

          這種認定屬于不合理的擴大解釋,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在實踐層面還會造成行政執法的困境。

           
           
          二是生產環節執行標準不規范

          個別電動車生產企業鉆法律空子,執行的是非機動車生產標準,生產出的卻是超過質量標準的電動車。

          這種人為拔高功率或者外形尺寸,使電動車當成企業獲利的賣點。加之夸大的對外宣傳,“花非機動車的錢,用機動車質量的車”,致使進入流通領域的電動車,因為超標而依據《機動車國標》被鑒定成為“機動車”。

           
           
          三是司法機關和執法部門法律適用不統一

          超標電動車應否歸屬機動車之列,缺少法律法規可供適用。這里就有個電動車從生產到使用監管依據、監管主體問題。

          首先,有些生產企業在電動車推向市場時就不符合強制性國家標準或并未經過認證。進入銷售環節,交通管理部門因電動車證明手續是非機動車不給注冊登記,發放有效號牌、行駛證。即便有購買電動車人員提出申請,交通管理部門也不書面說明不登記的理由。

          《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無證駕駛機動車應當受到行政處罰,但公安機關交管部門從未頒發過招標電動自行車駕駛證,故無權對無證駕駛超標電動車的行為進行處罰,對醉駕超標電動自行車者吊銷機動車駕駛證的行政處罰更是無從談起。

          為此,在超標電動車涉嫌違法或者犯罪時,嫌疑人對此提出疑議,感到不解和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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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破解認定超標電動車是否屬于危險駕駛案件所指“機動車”的爭議問題,要在司法實踐中多方努力,共同化解
           

          隨著電動車、機動車更加普及,上路的電動車或者酒駕電動車的問題會更加突出,無論從安全角度還是社會綜合治理規范化、法制化角度,都應該去積極地尋求解決之策。通過實踐,我們認為應從以下視角加以解決:

           
           
          一是建議行政執法部門出具“兩法”銜接的相關規定

          我們可以從加強電動車管理,預防和減少危險駕駛類犯罪出發,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產品質量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當地實際,制定電動車生產、銷售、登記、通行以及相關管理的辦法。這就像新生兒一樣,從出娘胎那刻起就決定了是男還是女,使電動車是否屬于“機動車”無需進行司法鑒定,從出廠時就加以確定。這樣,涉案人員購買電動車時,就可以明確知道自己所購是非機動車還是機動車,日后即便涉嫌危險駕駛罪,也具有認識上的期待可能性。

           
           
          二是結合執法辦案開展法律宣傳

          當前,我們要秉承新的執法理念,依天理、循國法、顧人情,不能機械執法。

          依據當前法律法規,醉酒駕駛電動車固然觸犯刑法或行政處罰法,但畢竟此類案件不像有些暴力犯罪案件影響惡劣,后果那么嚴重。所以,如果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作為交通管理部門是否可通過行政處罰方式教育、治理。

          即便觸犯刑事法律,如果在審查起訴階段,我們從誰執法誰普法角度出發,教育涉案人員認罪認罰,對情節輕微,可以考慮依法作相對不起訴,促進社會和諧,節省司法資源。

           
           
          三是發揮好控制犯罪的“壓力閥”功能

          檢察機關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原本有能力發揮控制犯罪的“壓力閥”功能,即相對不起訴。但因各種原因,起訴率目前非常高。僅從讓胡路區檢察院近三年來辦理的47起駕駛電動車涉嫌危險駕駛案件來看,其中僅對4人作相對不起訴,1人經移送的偵查機關申請后同意撤回。

          最高檢“檢答網”專家組對醉酒駕駛超標電動三輪車,經鑒定屬于機動車能否認定為危險駕駛罪有過答復:實踐中,醉酒駕駛電動三輪車與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社會危害性有明顯區別,各地公檢法機關存在認識分歧,從合理控制刑事打擊面和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角度考慮,目前對醉酒駕駛超標電動三輪車的行為不宜認定為危險駕駛罪。

          為此,從該解答看,醉酒后駕駛超標電動車上路行駛的,不宜認定為危險駕駛罪。要在實務中真正實施,需要最高檢出臺相關規范性文件后才能在類案中予以適用。

          大慶市讓胡路區人民檢察院

          第二檢察部主任

          員額檢察官

          孫學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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