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ress id="xvrrj"></address>
    <address id="xvrrj"><listing id="xvrrj"><meter id="xvrrj"></meter></listing></address>

      <em id="xvrrj"></em>

      <span id="xvrrj"><th id="xvrrj"><progress id="xvrrj"></progress></th></span>

        <span id="xvrrj"><th id="xvrrj"><progress id="xvrrj"></progress></th></span>

          <form id="xvrrj"></form>

          <sub id="xvrrj"></sub>


          【人物特寫】鄧哲:民生無小事

           



                 

                  鄧哲的辦案經歷中,沒有哪一次是驚心動魄的,卻每一次都是平凡堅守,她是在用心用情辦好每一件案子,用執著行動為群眾辦實事
            初次見到鄧哲,高扎起來的馬尾,顯得她青春靚麗,穿起檢察制服的時候,整個人看起來知性又干練,正是很多人心目中女檢察官的樣子。
            出生于1989年的鄧哲,現任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檢察院第五檢察部主任,佳木斯市向陽區檢察院副檢察長(掛職),分管民事行政檢察工作。作為佳木斯檢察機關最年輕的黨組成員,同事們口中的“顏值天花板”,領導肯定的“民心檢察官”,鄧哲卻沒有過多的辭藻,只是說自己用心“為老百姓辦了點實事”。
            2019年11月,鄧哲承辦了黑龍江省首例預付卡糾紛民事支持起訴案件。3名全國人大代表得知后,聯名致信最高檢張軍檢察長,信上說,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去支持起訴預付卡糾紛案,雖然案件標的額不大、案情也不復雜,但意義深遠,詮釋了檢察機關“為人民司法”的理念。

          小案關乎“民生大事”

            “作為黑龍江省首家集弱勢群體案件受理、審查、協助調查取證、支持起訴、法律監督和社會治理工作于一體的專業化辦案機構,支持起訴中心對損害弱勢群體利益的行為,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或行政訴訟……”
            2020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一行到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檢察院調研。在該院的民事檢察支持起訴中心,鄧哲正在有條不紊地向調研組匯報中心的詳細情況。
            “當事人提出申請,或者在辦案過程中發現有的案件可以向法院支持起訴,接下來怎么辦?”“支持起訴到法院的具體流程是什么樣的?”面對調研組的提問,鄧哲雖然有點緊張,但依然對答如流,因為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需要任何的死記硬背,而是融入她工作的一部分。
            “這個支持起訴中心很好,既能幫助弱勢群體,也達到了實際效果。”參與調研的領導對鄧哲的介紹頗為滿意,鄧哲也輕輕舒了口氣。
            現年31歲的鄧哲,參加工作已有9年時間。從一名懷揣夢想的青澀大學生蛻變為一名優秀檢察官,鄧哲把全部精力投到工作上。對于她來說,這也是一個逐漸了解“人民檢察”含義的9年。一系列的辦案經歷讓她明白,人民無小事,人民檢察無小事。正如她一直為之努力的“支持起訴”一般,看上去都是些民事小案,但實際關乎的都是民生大事。
            2019年8月,一起標的額不大、案情也不復雜的預付卡糾紛民事案件輾轉來到了鄧哲手中。李某在佳木斯市某健身中心辦理了預付式健身會員卡,充值500元成了會員。但沒過多久,卡里的錢還沒消費完,健身中心就因經營不善關閉營業,既不向會員繼續提供健身服務,也拒絕向會員退還剩余預付卡費。
            雖然幾百塊錢不多,但對于剛剛踏足社會的大學畢業生而言,遇到這種事情也會感覺頗為苦惱,李某幾經思量決定討個說法。
            李某先后找了消費者協會、行政機關進行調解,但是錢還是沒退回來。雖然知道還有起訴維權一路可走,但想想為了幾百元還得花費幾個月時間打官司,實在沒時間折騰。
            后來,李某無意間想起,在消費者協會那看到的向陽區檢察院民事檢察的宣傳冊,其中一項職能就是開展民事支持起訴工作。“要不找檢察院試試?”抱著最后一線希望,李某來到檢察院,遇到了鄧哲。
            “連具備一定法律知識的大學生都不知道怎么辦,其他人就更不懂怎么維權了。”在交流中,鄧哲得知有李某相同經歷的共有32人,他們于2018年和2019年相繼在健身中心辦理了預付式健身會員卡,其中部分人還購買了私人教練健身服務課程。經消費者協會調解未果后,李某等32人分別訴至向陽區法院,請求解除雙方合同,返還剩余的健身服務款項、私人教練健身服務課程款。了解到檢察機關具有民事支持起訴職能,大家向向陽區檢察院申請支持起訴。
            “這案子能不能受理?”鄧哲心里嘀咕,有些犯愁。根據向陽區檢察院現行的民事檢察職能,支持起訴多限于侵害農民工、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弱勢群體或個人的合法權益,拿不回預付卡錢的消費者能算是弱勢群體嗎?全國范圍內還沒有過檢察院支持起訴預付卡引起的糾紛案件,消費者的申請最后能不能受理,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就拿我們自己來說,誰能逃得過辦卡的吸引力呢?拿女士常辦的健身卡美容卡來說,充了錢也沒花幾次,但想退則是難上加難,如果碰上老板跑路,那錢便是肉包子打狗,連自己這個專門從事法律工作的人也未必能順利拿回錢來。”鄧哲想到了自己和身邊人的經歷,消費者在辦卡交費時往往手續簡單,支付寶、微信或者現金,一交付就相當于與商家建立了合同關系,但要證明自己花費了多少、卡里還有多少余額,這些記錄大多在商家那里,消費者很難拿出證據,想維權取證更是難上加難。
            思慮至此,鄧哲決定去啃一啃預付卡糾紛這塊“硬骨頭”。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對鄧哲而言,民事支持起訴工作也是一項全新的課題。
            剛開始,有的人并不理解,一個明眼人看來就是普通合同糾紛的案子,為什么檢察院要插手?法律依據又是什么?檢察院支持起訴是什么流程?支持意見書怎么寫?法院開庭時檢察院參不參加?雖然準備好了要啃“硬骨頭”,但是一堆擺在面前的問題,并沒有因為鄧哲的決心而減少。
            從當事人申請材料,到查閱法律條文,再到翻閱各地檢察院辦理的支持起訴案件,鄧哲做足了案頭功夫,第一時間向市院和向陽區檢察院黨組匯報、溝通,得到了市院主管領導的親臨指導和向陽區檢察院黨組的支持。
            “鄧檢第一次提出要支持起訴預付卡引起糾紛的案子時,也引起了我們的思考。因為大家幾乎都有辦卡的經歷,但對于商家而言,消費者無疑處于弱勢地位。”向陽區檢察院檢察長吳銳利告訴記者,經過審查,我們認為預付卡消費糾紛案件具有群體性、頻發性、交易小額性以及維權難度較高的特點,屬于弱勢群體維權案件,檢察機關應依法支持其訴訟。
            “要正式支持起訴,就要有實打實的法律依據,那依的又是什么法呢?”鄧哲翻閱相關法條,只有《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就是說,檢察院擁有支持受損害的個人向法院起訴的職能。除此以外,法律對檢察院支持起訴缺乏詳盡的程序規定,檢察機關的身份、定位等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厘清。具體到實踐中,全國范圍內公開可查詢的案例少之又少。
            鄧哲帶著一絲較真與執拗,在查閱了大量資料后,逐漸摸索出支持起訴的一套辦案流程。首先是取證,這些消費者手里大多只有辦卡時的轉賬記錄,如何證明他們與健身中心的合同關系呢?
            “這方面,我們通過采集申請人筆錄、調閱法院涉案卷宗材料等,確認消費者和健身中心、私人教練存在服務合同關系;同時到健身中心實地調查、拍攝照片,證實健身中心關門停業以及未履行合同部分的具體涉案金額;此外也對健身中心營業執照、注冊登記資料等信息進行調取,了解到該健身中心是由湯某投資經營的個人獨資企業,未注銷。”鄧哲說。
            因此鄧哲認為,李某等32人與健身中心、私人教練健身服務合同合法有效。健身中心現已停止經營,不再履行合同,構成違約,應當返還未履行合同部分的預付消費款,李某等人此項訴求合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第31條規定,湯某作為投資人(個人獨資企業)、經營者,應當以健身中心及其個人的其他財產清償債務。
            2019年9月25日,一封來自向陽區檢察院的支持起訴書送到了法院立案庭。檢察機關認為:健身中心出具的票據、會員卡等書面證據證實,李某等32人與健身中心之間存在明確的服務合同關系,雙方的服務合同自成立時生效,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全面履行合同義務。
            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健身中心相繼收取李某等32人的健身費及私教課費用,于2019年7月10日未提前通知的情況下,單方面停業關門。由于尚有部分合同義務沒有履行,故李某等32人有權解除合同,并要求健身中心承擔違約責任,湯某作為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經營者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預付卡消費糾紛案件具有群體性、頻發性、交易小額性以及維權難度較高的特點,屬于弱勢群體維權案件,檢察機關可以依法支持其訴訟。
            考慮到該系列案件事實清楚,法律關系簡單,向陽區檢察院和向陽區法院共同對原被告雙方進行詳細深入釋法說理,詳細闡明檢察機關支持起訴意見及法律依據,促使其中30人的預付卡消費訴訟得以調解結案。通過多次耐心細致地釋法說理,最終健身中心與會員們達成調解協議,向32名消費者返還預付卡余額共計1.7萬余元。
            “謝謝檢察官,真的非常感謝,因為你的幫助,我們的卡費終于給退了”,2019年11月27日,32名受害消費者代表將寫有“法律監督維正義、支持起訴護民生”的錦旗送到了鄧哲手中,感謝檢察院依法辦案,主持公道,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三名全國人大代表的聯名信

            案結事了,但鄧哲并沒有止步于此。在她看來,市面上像李某這樣遇到預付卡糾紛的肯定不在少數,他們也同樣面臨維權難、取證難、訴訟難等困難,當救濟途徑窮盡,他們的權利又該如何維護呢?
            “不能‘就案辦案’!”為了進一步了解預付卡經營模式下消費者權益受損情況,鄧哲帶著向陽區民事行政檢察部門的兩名干警展開專題調研。隆冬12月,佳木斯冰天雪地,從健身房到美容院,花費兩周時間實地走訪了10余戶商家,分析預付卡消費糾紛頻發的原因,發現預付卡消費存在不少問題。
            “花錢辦了卡卻沒有合同和消費憑證”“想退卡難如登天”“商家關門后投訴無門”……通過調研鄧哲發現,餐飲、美容美發、洗浴、汽車、健身等多種服務行業廣泛使用預付卡消費模式,其雖然有著較高折扣優惠,但背后隱藏諸多消費風險,是當前消費者維權的“痛點”和“難點”。
            “我們匯總了走訪情況,查閱了相關材料,發現《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里規定,從事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業的企業法人在法律法規調整范圍內,但個體工商戶和常易發生糾紛的健身、教育等行業領域卻不在相關法律法規調整范圍內,也就是說,預付卡到底由誰來監管是存在盲區的,由此導致消費者權益缺乏保障。”鄧哲認為,在這一領域檢察機關應當有所作為。
            2020年,在經過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向陽區檢察院于3月27日向相關行政機關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在經常發生預付卡消費糾紛的體育健身、教育培訓、文化娛樂等領域加強監管,建立健全監督制度,完善相應的預警和懲戒機制,切實治理預付卡消費亂象。
            相關行政機關對檢察建議高度重視,全部采納。結合疫情后復工復產情況,開展了轄區預付卡專項治理活動,明確落實個體工商戶的主體責任,建立了消費糾紛協商和解等制度;推廣使用預付式消費交易合同示范文本;建立消費維權行政約談制度,并對約談內容整改情況進行回訪;充分利用快速調處機制,與法院聯合出臺了《消費糾紛訴調對接工作機制實施方案》,引導受害消費者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消費糾紛。
            2020年1月7日,在佳木斯市召開地方兩會期間,在人大代表聽取了檢察工作報告之后,佳木斯市檢察院邀請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來到市院視察工作,為檢察發展“把脈問診”。黑龍江省潤特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鮑文波、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熱電廠生產技術部副主任韓振東、同江市同江鎮中心校教師劉蕾等三名全國人大代表應邀進行了視察。
            在聽取了佳木斯市檢察長朱長春的工作匯報后,向陽區檢察院辦理的這起預付卡糾紛案引起了三位代表的注意。韓振東代表表示,他對這個案件感同身受。“像這樣的預付卡消費案件,案值雖然小,但是身邊的人不少都經歷過類似事情,因為案值小、不熟悉維權途徑,只好吃啞巴虧,真的是百姓身邊的一件煩心事。”鮑文波代表說,以前對檢察工作了解得不深,今天來了才發現,檢察機關工作很實、很細,真真切切體貼民情,實實在在關注民生。
            “經營者亂發預付卡的現象,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其主要原因在于對經營者缺乏監管。”劉蕾代表認為。
            越是深入調查了解,三位代表感觸就越深刻。調研結束后,三位代表就佳木斯市檢察機關辦理的這起支持起訴預付卡糾紛案,聯名給張軍檢察長寫了一封信,認為“這是檢察機關為人民司法的典范”。
            “佳木斯檢察機關辦理的案件,是拓展公益訴訟范圍的有益嘗試。我已經要求最高檢有關部門認真研究,考慮是否可以將相關問題納入公益訴訟拓展范圍……”收到代表的聯名致信后,張軍檢察長回信感謝代表們對檢察工作的關心、支持和鼓勵,并給予了積極回應。
            “張軍檢察長還給我們回了信。”收到回信的三位代表對最高檢聽取代表建議的認真程度表示贊賞。

          成立全省首家民事檢察支持起訴中心

            “沒想到我辦的案子能得到全國人大代表和張軍檢察長的肯定。”鄧哲說,換位思考,將心比心,辦案的初衷是為幫助百姓維權,所幸不辱使命,得到了良好效果。
            談及獲得多方肯定的預付卡糾紛支持起訴案時,年輕的鄧哲面對記者說得最多的,就是“沒想到”三個字。不過這份“沒想到”的“變量”,大都能從她一次又一次認真辦案的經歷中找到些許“定數”。
            在一次次的迎來送往和接觸群眾的申請中,細心的鄧哲發現,不少群眾對法律了解甚少,訴求有較大的盲目性。
            通過進一步深入調研,鄧哲發現,農民工、殘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群體普遍存在維權難的問題。“我們做了一個調研統計,2017年至2019年,向陽區消費者協會受理弱勢群體投訴案件527件,向陽區人社局受理農民工等追討勞動報酬投訴案件42件,向陽區法院受理弱勢群體提起訴訟案件375件,弱勢群體維權案件數量居高不下。涉及案件大多是社會熱點敏感案件,如農民工工資、工傷待遇、損害賠償、贍養案件等。”鄧哲說。
            在鄧哲看來,從辦理的預付卡糾紛案件看,針對個體工商戶發放預付卡的監管,法律法規尚不細密。同時,此類案件無書面合同的事實糾紛居多,存在取證難、立案難、執行難等問題。
            為此,鄧哲主動把工作重心放在為群眾辦實事,致力于群眾滿意上,經院黨組同意,2020年5月7日,向陽區檢察院民事檢察支持起訴中心正式掛牌成立。作為全省首家民事檢察支持起訴中心,該中心立足民事檢察職能,依法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
            “具體來說,當事人提出申請后,第一步就是線索核查,嚴格把控受案范圍,重點圍繞申請人的主體身份,尤其對其家庭成員結構、經濟生活狀況等都進行詢問。如果符合申請條件,就通過12309控申中心來進行受理,接著轉到民事行政檢察部門進行辦理”,鄧哲介紹道,我們還會制作執法風險辦理評估表,比如受害人數多、負面影響嚴重、案件風險較大等,以便引起承辦人的重視。
            “所謂支持起訴,就是在三個方面進行支持:第一是證據支持,協助對方調查取證,重點在于協助,視當事人收集證據的能力而定。第二是法律支持,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第三是訴訟支持,向法院遞交支持起訴書,與當事人的起訴書一同送達。”鄧哲表示,案件受理之后轉到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將由具體承辦人負責辦理,在法院許可的情況下,承辦人可以到庭參加訴訟,法院在判決調解以及裁定書當中會寫明是否采納檢察支持起訴意見。法院判決調解之后,生效裁判監督之后,中心會進行全程跟蹤。
            “收到線索后如果做出不受理的處理單,就當面跟申請人釋法說理,說明緣由,比如案件范圍不符合、主體身份不符合等,并同時為申請人提供法律意見,建議維權方式。”鄧哲進一步解釋道。

          農民工外出務工后顧無憂

            2020年一個夏日的午后,位于祖國東北的佳木斯并沒有多少悶熱的燥意。一雙舊球鞋,沾滿泥點子的工作服,手上拎著安全帽,一名農民工打扮的人焦急地來到檢察院,還沒說上幾句就情緒激動起來。
            原來,這是一位在佳木斯務工的農民工崔某某。2019年8月,崔某某等7人在向陽區某小區做外墻保溫,該項目的承包人焦某某約定向崔某某等5人每天支付350元,向呂某某等2人每天分別支付200元、150元,每5天結算一次工資,工程完工后,尚欠崔某某7人勞動報酬10850元。經過多次催討,焦某某就是不同意給付。
            這工資一欠就是一年,崔某某等7人去過勞動局,但調解未果,也想過去法院,但大家實在付不起律師費和訴訟費。2020年7月3日,崔某某等7人向向陽區檢察院申請民事檢察支持起訴,請求檢察機關提供法律幫助和訴訟支持。“能來檢察院求助的,都是幾乎窮盡救濟途徑了。”已頗有經驗的鄧哲立刻明白了崔某某剛來檢察院時的激動。
            “這七人都是農民工,文化程度低,他們也沒有勞動合同,僅有的證據就是雇主給打的一張舊巴巴的欠條。你想想,他們維權得有多難啊!”鄧哲在經過一番詳細了解后,既是心酸又是氣憤。
            “我們幫你復印身份證、準備材料。”在調查核實了崔某某等7人是農民工身份后,民事檢察部門立即開展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確認崔某某等7人與焦某某的勞動關系,幫助申請法律援助律師提起訴訟;二是協助崔某某等7人到公安機關調取被告焦某某的常住人口信息,保證順利立案。
            為了減少崔某某等人花費在案件上的時間,讓他們還可以繼續在其他工地上接活,鄧哲還積極為他們申請了法律援助律師進行訴訟。
            其間,崔某某等人幾度著急,不知道檢察院究竟能不能幫他們討回公道,多次給檢察官們打電話問情況。為了盡快給農民工們一個答復,鄧哲一方面不斷安撫對方情緒;另一方面,她放棄節假日休息,加班加點工作。“那陣子幾乎忙得腳不沾地”,審閱卷宗材料,制作法律文書……最后僅用一周的時間就協助農民工將案件訴至法院。
            向陽區法院收到檢察院《支持起訴意見書》后,全部采納檢察機關支持起訴意見,經公開審理,于2020年9月25日對崔某某等7人與焦某某勞務合同糾紛作出調解,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如下協議:被告焦某某于2020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給付原告崔某某等7人勞務費共計10850元;被告焦某某于2020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給付原告崔某某等7人差旅費用等,共計1000元;案件受理費72元減半收取36元,由被告焦某某負擔。判決后,崔某某等人終于拿到應得的款項。

          來自低保戶的感謝

            2020年的夏天,除了滿身泥點子的崔某某,還有一位身患腿部殘疾的張某,給鄧哲留下深刻的印象。當張某一瘸一拐出現在門口時,鄧哲還不清楚是什么樣的困難,能讓如此行動不便的人硬撐著也要來檢察院告狀。后來才知道,作為低保戶的張某,生活來源被莫名其妙地斷掉了。
            張某是佳木斯市某村低保戶,家庭貧困,腿部患有四級傷殘,享受政府發放的最低生活補助。2020年6月的一天,張某突然收到相關工作人員電話,稱通過大數據核對發現,其名下有一家注冊資本為50萬元的信息咨詢有限公司,擬停發其最低生活保障補助。
            掛完電話后,張某一頭霧水,就到行政機關查詢,這才得知,2016年5月17日,有人用其身份證注冊了公司,他被登記為公司法定代表人,還被“聘用”為該公司經理。除此之外,該公司還以張某的名義在佳木斯市向陽區某社區租賃了一處房屋作為公司經營場所。
            感到冤枉的張某想申請注銷,但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告訴他,注銷是有程序規定的,他必須提供身份信息被冒用的證據證明才行。而這證據的關鍵就是公司注冊信息檔案中的筆跡鑒定。張某身患殘疾,除享受低保金外,無其他收入來源,根本負擔不起鑒定費用。另外,他還得提供自己身份信息是被冒用而不是被借用的證明,但這個證明只有公安機關才能出具?墒前讣粔蛐淌铝笜藴,治安處罰也過了時效,證明難以拿到。
            在張某與相關行政機關就身份信息、開公司一事反復溝通無解和自身糾結的狀態下,他到佳木斯市檢察機關請求法律幫助。
            鄧哲在經過一番了解之后,發現行政機關分別是按照規定程序辦理的公司注冊登記、審核低保資格,“張某如果提起行政訴訟,不僅要承擔敗訴風險,還要為此支付訴訟費用”。因此,在向市院匯報后,決定對張某開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工作。
            佳木斯市檢察院啟動一體化辦案機制,組成辦案組,到行政機關調取公司注冊檔案,查詢公司詳細信息;與公安機關溝通協調,調取該公司其他股東身份信息,對其他股東開展調查詢問,確定張某的身份信息是被“冒用”而不是被借用;幫助申請人申請筆跡司法鑒定,發現二者并不一致。最終獲得了完整的證據鏈,證明公司登記人確實不是張某。
            “就在我們認為可以據此幫助張某申請撤銷公司注冊登記時,張某卻執意要提起行政訴訟并增加了新的請求,他堅持認為行政機關在辦理公司注冊登記時是存在過錯的,行政機關要承擔他為此案支付的一切費用,以及他的精神損失。”鄧哲說,張某的怨氣很大,情緒激動地要求相關部門承擔責任。
            為化解矛盾,兩級院決定組織召開公開聽證會,邀請雙方當事人及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和社區工作人員作為聽證員,通過擺事實、講證據,并利用聽證員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特殊地位,充分向張某釋法說理,徹底解開張某的“心結”。
            聽證會上,相關行政機關負責人解釋稱,2019年黑龍江開始實行企業登記身份管理實名驗證,公司是在2016年注冊的,當年在辦理公司注冊登記時只要求形式審查,只有對存在異議的才要求本人到場。委托代辦人也會在辦理注冊登記時簽字承諾,如果提交的身份信息與原件不一致,是由委托代辦人承擔法律責任。行政機關本身并沒有責任。
            一名職業是律師的人民監督員對張某說,對他的遭遇很同情,但行政機關的確按照程序規定辦事,建議他對冒用其身份信息的人提起民事訴訟,追究侵權責任。另外一名人民監督員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勸解稱,法律法規需要實踐一步步完善起來。
            行政機關負責人看到張某腿部患殘疾,當場提出:“聽證會結束后,我會開車帶著張某優先辦理注銷登記。”
            通過檢察機關、行政機關、聽證員三方對張某反復的釋法說理,將心比心地進行溝通,最終,張某對兩家行政機關的答復欣然接受,并當場與行政機關分別簽訂了兩份和解協議,放棄提起行政訴訟。
            “聽證會結束后,張某握住了我們的手,對檢察機關為他所做的一切表達了謝意。”鄧哲說,在我看來,公開聽證能夠讓雙方當事人共同坐在一起,面對面地了解為什么案件事實這樣認定、檢察官為什么這樣處理、行政機關為什么作出這樣的決定,能夠讓雙方把想說的話、想表達的意見都表達出來,充分尊重當事人的知情權和表達權,更可以和聽證員一同合力化解矛盾,解開當事人的心結,能夠真正贏得群眾對檢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在辦理全市首例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支持起訴案件中,指導年近70歲高齡的申請人撰寫起訴書,為申請人多爭取了3萬元的賠償;還聯合未成年檢察工作室對一起未成年人追索撫養費案件提起支持起訴,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鄧哲的辦案經歷中,沒有哪一次是驚心動魄的,卻每一次都是平凡堅守,她是在用心用情辦好每一件案子,用執著行動為群眾辦實事,為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添磚加瓦。身邊同事都說,鄧哲是與民同行的“民心”檢察官。

          破解“成長的煩惱”

            任何新事物發展都會有“成長的煩惱”。雖然支持起訴是民事檢察部門的一項職能,但長期以來這項職能并不凸顯。
            向陽區檢察院民事檢察科負責人孫顯鵬坦言,在辦理案件時經常會聽到各方面聲音質疑,民事檢察部門主要作用還是對生效裁判的監督,支持起訴方面是比較弱的。
            在佳木斯市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喬傳忠也覺得,盡管檢察院和法院在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公平正義方面具有相同的價值追求,但在目前法律對支持起訴缺乏詳盡的程序規定的情況下,尤其基層檢察院支持起訴,更離不開法院的積極配合。
            鄧哲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將支持起訴意見書送到法院立案庭時,法院工作人員很是驚訝,“支持起訴意見書是什么?以前從沒見過這種法律文書啊,我們要怎么處理?”
            “起初,法院也不理解,認為即使不支持起訴,法院一樣判決,覺得檢察院多此一舉。”鄧哲說。于是,向陽區檢察院檢察長吳銳利主動與法院闡釋溝通,帶著法律依據和相關案例,闡述通過檢察院為申請人提供的法律咨詢、協助收取證據等,促使支持起訴案件都能快審快結,提升了法官的結案率,爭取到了法院的理解和支持,推動這項工作有效和穩妥地開展。目前,檢察院與法院就民事檢察支持起訴的法律依據和法律地位問題以及案件的法律適用難點問題達成共識,比如明確了根據法庭需要或許可,可以派員出席法庭支持起訴,出庭人員應當聽宣讀《支持起訴書》,發表出庭意見,但不參加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民事檢察支持起訴案件在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中應載明“是否采納了支持起訴機關向陽區檢察院的意見”字樣。
            “鄧哲是一個善于鉆研,有工匠精神的人,也勇于承擔政治和法律責任。”佳木斯市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胡淑梅這樣評價。目前,在佳木斯市檢察院的關心和支持下,鄧哲和同事們都在為“支持起訴”這個剛萌芽的新鮮事物付出更多的努力。
            2020年11月,最高檢調研組一行在佳木斯市向陽區檢察院調研時了解到,該院通過民事行政檢察支持起訴的方式幫助維權,化解社會矛盾,得到當地黨委政府的肯定和人民群眾的支持。
            “如果說我做檢察工作有什么辦案理念的話,那就是用心辦好群眾案件,努力追求案件的最佳效果。”鄧哲說,我辦案不求多,而是求準求精。相信在將來,“支持起訴”會走出職能弱化的尷尬局面,成為檢察機關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重要抓手之一。


          關閉窗口

          網站首頁加為收藏設為首頁聯系我們


          聯系地址: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長江路85號 郵政編碼:150090
          黑公網安備23010302000488 黑ICP備05000574號 技術支持:龍檢新媒體工作室

          成?人a?v在线播放免费